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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的故事 许知远 《金融时报》中文版 2008-12-11 前往高雄的列车上，我断断续续地读着黄春明的文集。那篇《小寡妇》没有期待的那么好看，姑娘们的名字太过眼花缭乱了，她们的声音太叽叽喳喳了。另一篇《看海的日子》，更有一股低沉、绵延的力量，妓女梅姐的希望与苦痛一样透明。 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的黄春明，是台湾或许第一个将本土的小人物塑造成经典文学形象的作家。在回忆里，他说自己是个充满反叛性格的人。 少年时，他是个打架能手，这不是对暴力的迷恋，而是对不公的义愤。文学是他释放这种强烈情感的另一种方法，心灵最敏感时，他偷偷的阅读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和苏俄小说，这是当年的禁书，足以招致牢狱之灾。革命现实主义的题材，启发了他将妓女、矿工、渔民、小职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市井小人物为小说主人公。 《小寡妇》中的妓女的遭遇，是黄春明对于那令人窒息的美国影响的反抗。在一九五零至于七零年代，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援助者，它是强大与繁荣的象征。在对它不假思索的崇拜与迷恋中，很多台湾青年甚至忘记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也忽略了两者关系中的不公与屈辱。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恐怕难以忘怀那位黄老板的快活口气： “现在喏，机会来了。要赚，赚美国仔才快。” 书一页一页的翻过，高速列车几近无声的从北向南。高挑、温婉的高铁小姐推着饮料车穿过走廊，嗲声嗲气地问着谁需要咖啡。窗外是一狭窄的平地，远处是隆起的山脉，中央山脉将台湾岛一分为二。西岸平坦，恰如我第一眼看到的美丽的福尔摩莎；东岸的海岸线则陡峭、壮丽，海浪拍打岩石，浪花飞溅。 从台北到高雄，几近这蕃薯状岛屿的一北一南，只需要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台湾变小了，更紧凑了，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人们情绪的表达也更容易了。横穿中部的浊水溪，也是政治版图上的蓝、绿两色的分界限。国民党的支持者们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则是民进党的票仓，越往南，绿色越深。深绿的支持者们，经常早晨坐高铁赶到台北，在示威抗议之后，晚上再乘列车回去。 前往高雄，是为了去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的一场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上七点，高雄的县立体育场，云门的舞者将为本地观众表演。 成立于一九七三年的云门舞集，是过去三十五年台湾变迁的缩影，也是历史重要推动力量的之一。谁也料想不到，现代舞蹈——二十世纪中国最薄弱的艺术表现形式——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情绪。 还是要从一九七二年说起。那一年，二十五岁林怀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英俊、敏感、才华横溢、雄心勃勃，他的个人故事，像是古老台湾向一个新台湾的急速演进。他的先祖从漳州龙溪渡海来台，定居在台南嘉义县的新港。到了曾祖父林维朝这一代，林家迅速兴盛起来。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二十岁的林维朝考中了秀才。这在仍处于天朝边缘的台湾来说，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也反应了中央帝国的统治方式——她通过意识形态，而不是武力来维系庞大的疆域。接下来的林维朝，没有继续追逐科举成就，而继续充当一名富有创造力的地方乡绅。他指挥家族壮丁清肃土匪、处理争端、兴办学校，在那个中日政权交替的混乱岁月，为家乡充当保护者与稳定者，本地人用“北头仔皇帝”来称呼他，说他“喊水会坚冻”。 林维朝的一生跨越了晚清与日据年代，而他的重孙林怀民出生时，历史的另一页开启了。一九四七年，林怀民出生的这一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一件因为言语不通的误会，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怨恨、恐惧与愤怒埋藏于社会的深处。但与其说，它是外来者与本省人之间的冲突，不如说它是腐败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官员们从逼仄的中国西南一角，迅速向全国扩张，他们的贪婪与暴戾，很快将一场“胜利的光复”转变成一场“接收的灾难”，短短的两年中，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消失殆尽。你可以说二·二八是“台湾的悲情”，但或许更是“中国的悲情”的一部分。 林怀民成长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既单纯又复杂，既清晰又模糊，既安定又压抑的岁月。一方面，是土地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国民党政权将它们在中国大陆无法实现的改良政策，成功在台湾实施了，这些政策降低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政治领域也逐步对本地精英开放，为日后的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压力，却从未减弱，丢失了中国、深感受挫的蒋介石既拼命控制人们的思想、担心他们传染上“共产主义思想的流毒”；也自认是中华儒家文化的继承人，试图将“古老而辽阔的大中国”装入小小的台湾，少年们从未见过雪天、看到最高的山峰是三千公尺，却要相信西北的戈壁、东北的冰河、西南的崇山峻岭，都是他们地图上的一部分；“忠义”、“仁爱”、“孝”，这些古老的伦理，也是他们日常准则的一部分。但这自认的辽阔与正统的中国，却又无比脆弱，它需要巡迤在太平洋上的第七舰队的保护，所以，美国人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台湾被这些庞大的概念笼罩着，自己的身份反倒退隐了。 不过，这却可能令一个少年的成长有着丰沛的养分。林怀民是在曾祖父喜悦阅读的诗书，印象派的画作、《红楼梦》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还有他父亲读过的日本书籍中成长起来的。十四岁那年，他还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现代舞蹈团Jose Limon的演出——它是冷战时代，美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青春的热忱、躁动与创造力，最终以文艺追求和小说写作释放出来，这是那个时代最容易和普遍的选择。 他十四岁开始在《联合报》发表作品，二十一岁时即以小说集《蝉》成为重要的青年小说家。一九六九，二十二岁的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系，接着转入爱荷华大学学习小说创作。 在这里，对舞蹈的热忱，压过了写作。身体伸展与扭曲的美感一直吸引着他，十四岁时，他就曾用第一笔稿费报名了芭蕾舞班，来美国时，他还把一双舞鞋塞进了行李。而现在，尽管他长大了、骨头也硬了，却准备从头开始，至少“成为一名舞评家”。他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来到纽约的马莎•葛兰姆现代舞蹈学校学习[Martha Graham，位于曼哈顿中城，我有个朋友正在该校学习]…… 除去舞蹈，三年的美国时光也给林怀民带来了很多别的改变。六十年代的西方，正是各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林怀民深刻的感受到“年轻人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狂热的迷恋毛泽东的西方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悲剧，只是将其当作一种理想主义来追随，林怀民则对其中的“赤脚医生”大为赞叹——青年人到广阔的乡村去，为贫苦人民服务。 也是在美国，他旁观了台湾的羞辱，经历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一九七一春天，美国宣布将位于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列岛交予日本，引发了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他也是热烈的参与者之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北代表的黯然离去和北京代表的开怀大笑，是如此鲜明的对比，台湾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受困与孤立。 困境拉近了个人和社会的联系。林怀民回到台湾，想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舞蹈团。一九七零年代初的台湾，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更富裕的社会，但在长期压抑中，人们渴望情绪的释放。年轻一代也成长起来了，他们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渴望自由与民主；而本土意识也正在觉醒。 林怀民感受得到这种开放与封闭间的交战。回到台湾的第二天，留着嬉皮士长发的他在街上被抓去剪短头发，但他仍感到那是“一个出发的年代”。他肯定也和黄春明一样感到困惑与不安，来自西方的影响充斥着台湾，但青年人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青年人开始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在爱荷华大学，林怀民就曾将庄周梦蝶的典故，改编成舞蹈。而此刻，他更想表现台湾人的故事。 一代代以来，中国人从中国福建渡海来台，历尽艰辛的生活与繁衍，创造了台湾的繁荣。他将这剧舞蹈命名为《薪传》，但是当他想去重庆南路的书店街上去找关于台湾的历史书时，却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经残破——台湾人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浑然不知、也不感兴趣。 《薪传》的上演，或许是所有艺术家渴望、却难以碰到的机遇，艺术家触到了时代的神经，个人感受与社会情绪交织在一起。上演那一天，正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的日子，台湾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条小船，台湾人则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台上、台下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怀民回忆说，“跳‘渡海‘时，舞者是泪水汗汗水齐飞，观众一面拍手一面哭……” 接下来的三十五年，云门舞集征服了台湾，也征服了世界，它的不停息探索，既映照也拓展了台湾在国际舞台的角色。按照舞评家陈雅萍的分析，这三十五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自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零年代末，林怀民试图融合西方舞蹈技巧与自身文化，那是用现代方式对自身命运的追求；到了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寻找亚洲之旅——在被灌输了太多的西方之后，他想认识邻邦，并从中汲取灵感，不无巧合的是，他的亚洲之旅，恰也是台湾资本扩展东南亚的时期，台湾商人们发现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而林怀民则发现了爪哇的甘美朗、西藏的喇嘛诵经声，也是在这一时期，云门舞集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它变成了新亚洲精神的代言人；而在过去的十年中，林怀民与云门，都进入一个更为抽象的时期，他试图将书法、太极，这些独特的中国审美经验，用舞蹈语言表达出来。 在这三十五年的里程中，林怀民一方面在奔波在柏林、巴黎、纽约、悉尼，另一方面从未忘记当初“赤脚医生”的梦想——把舞蹈带给了台湾城市与乡村的普通人。那个心中交织着理想与激情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六十一岁了。十一月七日的夜晚，我第二次见到他。 上一次，是二零零七年的春天，我从北京保利剧院的观众席上，远远的看着一袭黑衣的他和演员们谢幕，他的身材精干、有力。我也记得看到他编导的《白蛇传》时的诧异，古老传说，竟以这种方式演绎出来。也是在那年在北京一场演出中，他叫停了刚刚开始的表演，对着台下一直嘈杂的观众发出严厉的训诫——希望他们尊重舞者也尊重自己。这真是讽刺性的一幕，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台中市吧，年轻的林怀民也曾叫停演出——他要培养台湾观众观看演出的习惯。二十年之后，这样情景也发生于北京，这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轨迹吗？ 这一次，他要带我去小巷深处的一家餐厅吃饭。台北正落着小雨，出租车把我们落在师大旁的一条道路上，他要带我去一家昨天才来过的幽静餐厅。我们共撑着一把绿、白相间的大伞，在师范大学旁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一遍遍的经过便利店、小装饰店，他怎么也想不起路来。“真是该死”，他会突然跺下脚，表示对自己的方向感的愤慨，不过这不妨碍他突然停下来，盯着路边破旧的DVD架，看上两分钟，边看边说：“我很少出门，什么都新鲜。” 他打通餐厅的电话：“我是林怀民，我看到了这家屈臣氏，然后怎么走。”他中气十足，即使在吵闹街头，仍显得格外清晰有力。听到“我是林怀民”，街旁原本歪头来打量的面孔，又增加了几倍，他们的微笑中充满着好奇与敬佩。他是个六十一岁的偶像，一座活生生、依旧生长的历史纪念碑。 整餐晚饭，我们没有提及舞蹈的艺术，谈论的却是政治与社会。他对于政治保持着艺术家式的敏感，有着罕见的清晰。我想起了他的家世，从晚清秀才曾祖父到国民党大员的父亲，林家身经政权的更替，政治敏感性或许早已是血液中的一部分了吧。 我想起了他几个月前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现在做的好像与政治没有关系，在过去差不多十年里，都是非常纯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还在，因为在政治混乱的时候，我认为美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啊，在一个价值混乱、人人短视的年代，一些永恒的东西，经常为时代提供稀缺的确定性。林怀民的朋友，另一个早熟的灵魂，美学家蒋勋也在场。他说起了蔡元培“用美学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个中国价值观、政治世界空前混乱的年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以天空那骇人的价值真空。蒋勋仍相信，这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宋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一代人的希望与幻灭 许知远 《金融时报》中文版 2008-12-04 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咖啡厅里，杨照向我讲述了他对昨夜的民进党在中山北路抗议活动的看法。 “它或许意味着民进党的瓦解，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杨照掩饰不住的失望。在他眼中，昨夜抗议活动的松散组织，与民进党纯熟的社会运动风格迥然不同。“指挥车停在哪里，怎样讲话，何时鼓动情绪，怎样保持队列不乱，这其中都有一丝不苟的安排”，他说，“但昨夜却不这么回事，蔡英文下午就撤离了现场，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指挥者。”正是组织的失力，使得群众的和平示威滑向了暴力的冲突。 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杨照，是台湾中生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个早熟的灵魂，少年时读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就被一种衰老的恐惧抓住——人老了，一切就都变了。二十四岁时，写出了小说《黯魂》。“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面对镜子，凝视着自己六十五岁的脸上隐约的几点淡黑色寿斑时，颜金树突然想起父亲过世那天的种种，因而恍然大悟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说的开头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模仿，探索的却是台湾的悲情。从一九二一年的“台湾议会请愿团”开始，皇民化运动、抗日战争、二二八事件，他祖父那一代台湾人见证历史的暴虐和嘲弄。 写作这篇小说的一九八七年，杨照刚刚服完两年兵役，准备前往美国读书。那也是台湾的转折岁月，蒋经国解除了维持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那是个街头运动的年代”，杨照回忆说，“每周都有各种人群以各种名义上街。”深埋在社会记忆深处的愤怒、压抑，开始释放出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变革年代开始了。 杨照不后悔他错过了这个年代。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台湾发生着炽热和忙乱的转变。持续了四十年的威权体制瓦解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价值观的真空出现了，不同的人、群体、组织，既在释放长期的压抑，也在寻找新的空间。此刻的台湾，也开始收获它长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功。这个破败、落后、濒临破产的小岛，如今成为了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的地区，股市不断攀升，新竹工业区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经济增长、民主转型，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对“台湾奇迹”的赞扬。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杨照说，“没人觉得国民党会垮得这么快”。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杨照准备大学毕业后，去搞党外运动，坐几年牢，继续奋斗，支持他们的是对“民主”、“自由”的朴素却顽强的信念。他出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份，在他的成长记忆里，那个威权政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少想到它会消亡。 但他一九九三年回到台湾时，从前不敢设想的一切，似乎正在实现。一九七九年还因美丽岛事件被镇压的党外人士，一九八六年才组建的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当初那位年轻有为、充满正义感的律师陈水扁，在一年后还将破天荒的当选为台北市的市长。一九九零年春天时，超过五千名青年静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向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约”、“召集国事会议”、“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把这次运动命名为“野百合”，这种白色小花在台湾四处生长，生命力旺盛，象征了年轻一代挑战威权政治的不屈决心。 杨照加入了这股洪流。一九九五年，他担任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主任，负责接待来台的外国政客与记者，向他们解释这个党派的主张。他对于民进党的使命充满了期待：“民进党不是个单纯参与选举竞争的一般政党”，他对于拜访者解释说，“而是带有高度民主改革理想的政党，取得权力、任何形式的权力，都为了让台湾变得正常。”在他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无处不在，社会与民间力量过分弱小，而未来民进党的政府要限制自身的权力，让民间力量生长起来。 十年之后，这种理想开始暗淡。民进党已执政了五年，昔日的“明日之星”陈水扁，已可疑的赢得了第二任总统，而杨照则早已离开了民进党的党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评论家。过去十年的台湾，演练了全民投票、政党轮替，但是整个社会却没有变得“正常”起来。相反的，他发现台湾正在陷入一种败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社会气氛中充斥了一种无力感——“大家都觉得被自己不能认同的力量牵着走，无法反抗更无法逆势扭转”。 他也发现，当初寄予无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战了。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看起来正在撕裂台湾。 阅读他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十年后的台湾》中，我感受得到他的幻灭情绪——昔日他们所反对的，如今仍幽灵式的缠绕着，他们期待的进步，没有发生，他们未曾想到的挑战，却蜂拥而来。在二零零六年一期的《新新闻》中，他将幻灭更集中于他曾经效力的民进党上，《民进党失魂自毁三部曲》是他选择的题目。或许这一切变化在早已酝酿在民进党最初的价值观上，它缺乏自身的信念，仅仅定位于“反国民党”。当被反对者倒塌后，它反而迷失了方向；它也没有做好去领导和建设台湾的准备，转而通过挑动族群纷争获取政治筹码；它也尚未经过真正的考验，内部也很容易被轻易到来的权力与金钱所腐蚀…… 当他和我在诚品书店里隔桌而坐时，又两年过去了，陈水扁的弊案正像连续剧一样上演着，越来越多的人、金钱、网络被卷入其中，陈水扁的被收押仅仅是时间问题。另他更心痛的是，曾经意气风发的民进党却依旧顽固的和陈水扁的个人命运捆绑在一起。三年前，他说“台湾最大的危机不在于中共武力犯台，而在于快速的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如今中国已成为不争的全球重要角色，对中国大陆的抵制，像是自动选择了边缘化。陈云林访台期间，“围陈呛马”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们，像是掉入了情感的旋涡——他们深感挫折与沮丧，只想反对些什么，却不知道支持些什么。 杨照穿着宽大的白衬衫，四十五岁的脸上依旧书卷气十足，像是个刚刚上完早课的大学讲师。当谈到文学时，他略带失望与嘲讽的语气消失了。比起他以之为业的新闻评论、社会分析，小说写作才能真正触动他的敏感神经，让他获得价值的认同。 也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人一样，文学曾是他探索世界、释放青春躁动的主要方式。当我说起昨夜的中山北路的骚动现场时，他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说起了黄春明的小说。 顺着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场，儿时他的家就住在那附近。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他家在这里经营“艺新服装店”。他的母亲手巧而干练，自己设计与剪裁服装。 那时的台北，仍旧像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社会在酝酿躁动，却仍显得悠闲、宁静。越南战争将很多美国士兵带到这里，他们要寻求欢乐和安慰。色情业生长起来，酒吧里年轻女人们浓妆艳抹，想要买时髦的衣服。 “服装店很有名，”杨照俏皮的回忆说，“她们一定会记得，衣服很时髦，老板娘很凶，从不杀价。”你可以想象，那些成熟而妖艳的女人们，给这个少年留下怎样的印记。当他读到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时，一阵惊讶和熟悉——“不就是来服装店的那些姑娘吗？” 当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城街，那个昔日美军流连的酒吧区。时代的气氛早已转变，二百米长的窄街上，拥挤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显然，主人与顾客都不是四十年前的了。霓红灯管依旧打出了这样的店名“曼哈顿”、“白宫”，像是对历史的一丝戏仿。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她们不再用吃力的学英文，叫自己是Amy, Betty 和Catherine了。我进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一瓶台湾啤酒，看着吧台上那个丰满的姑娘，动情的扭动腰肢。 除去被遗弃的气息，我还闻到了烤香肠的味道。一个摊位上，香肠正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旁边还摆放了一碗大蒜头，烤香肠配大蒜，据说是绝佳的美味，还有一副骰子。卖香肠的老人，看起来要有七十岁了，头发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肠并不好买，付了五十元，你要掷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赢了，你才拿走三根香肠，输了，就算白付钱。 那个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现在眼前。从大陆迁来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说着各处的乡音，日据时代留下的遗产，还有从美国舶来的披头士、口香糖、咖啡香，就这样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运。当代台湾的故事，是从那时开始的，所有今天的希望与困境，都蕴涵其中……

丁文江是是我的同乡中最令我敬佩的一位。他是胡适、傅斯年等的好友，只可惜英年早逝（48岁）。胡适曾作《丁文江的传记》，最初（1956年）刊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上。 《经济观察报》6月18日 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数”，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不过，这样一位对中国现代科学制度化、在现代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现在的人们却对其了解无多。因此，厚厚7卷、400余万字、搜罗了丁氏中英文科学、政治、哲学论述的《丁文江文集》的出版，为人们全面了解、分析丁文江的思想和经历提供了可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1887年，丁文江（字在君）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4岁即入私塾，正式接受传统教育。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改弦易辙”，他于1901年年仅14岁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留学，钻研地质学和生物学。 1911年暮春，去国十年整的丁文江终于学成归国，决心以科技兴国。他不仅多次跋山涉水，探寻矿藏，而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出任首任所长，是为中国科学制度化的嚆矢。他还努力统一科学译名，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色的组织、行政能力，1934年他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元月5日，他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长逝。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当张君劢1923年在清华大学作著名的 “人生观”演讲、以宋明理学杂糅柏格森、奥伊肯等西方现代生命哲学论说 “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时，必然引起丁文江的强烈反对。丁文江以马赫、皮尔生等人的经验论科学观为武器，反驳张君劢的论点，成为“科玄大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为了论证“科学的人生观”，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诠释成一种“道德的”学说，以图为“科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提供依据。 由专业性质所决定，丁文江多次到茫茫荒野进行地质考察，有时几位助手同行，有时孤身一人，踏遍万水千山。他曾攀登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两次横渡金沙江深谷，栉风沐雨，荜路蓝缕，其中的艰难险阻，超出常人想象。 经年的四处奔波，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较一般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因而具有更为浓烈的“忧患意识”。所以，当胡适发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时，丁文江立即反驳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 ‘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努力》同仁颇为天真地幻想使军阀从善，以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核心中的三位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分任总理、财政部总长和教育部总长，被戏称为“好人内阁”。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们的一厢情愿，所谓“好人内阁 ”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努力周报》勉力维持到1923年10月也不得不宣告停刊。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中喟然长叹：“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依然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高低、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训练水平、武器配备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使同僚大为惊诧。他的一些军事分析评论文章后来汇编成《民国军事近纪》一书出版。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彼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他曾诚心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自己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不料孙传芳哈哈笑道：“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几经活动之后，丁文江于1926年5月被孙传芳任命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似乎给了他一展平生抱负和发挥行政才能的机会。他立即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其中有两点成就颇值得一书。一是把历来没有统一行政中心的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等区首次完全统一在新的行政机构之下，为后来“ 上海特别市”的建立打下基础。另一则是通过长达四个月的谈判交涉，收回会审公廨。但此时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已经开始，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不得不辞去职务，但仍为北伐军通辑，一度蛰居大连，后又重返学术园地。 对丁文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企盼他们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结果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因与军阀合作而久久不为世谅，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语虽尖刻，却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 ”，“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等等。但这一切，仍是一厢情愿。 1933年春夏之际，丁文江去苏联旅行考察了50余天。苏联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丁文江极为感奋。他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约20篇充满赞美崇敬之情的《苏俄旅行记》，连续报道了苏联正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又扪心自问：“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 ‘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 他之所以不愿正视暴力冲突、革命，还是源于他的思想深处有种坚信可能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主义。他总相信可以通过“说理”使恶人从善、使魔鬼变为天使，社会由此渐臻善境。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对胡适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此中隐含着多少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无限感叹与悲哀。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