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October 2011

从美国回来一个多星期了。上周六在上海参加了CBLA（(Chinese Business Lawyers Association）和CLECSS（China Legal Education & Career Seminar Series）在国家开发银行大楼合办的一个讲座，单上海一地就有一百多人出席，北京那边也有很多人通过视频参与。晚上代表CBLA和五位主讲律师及东道主吃饭。回家后处理Inbox里积压下来的各种事情，并参加了家中一位刚刚去世的九十六岁老人的葬礼（实为九十五岁，但家乡习俗算虚岁）。很快就要赴港入职，只能趁这个周末短暂的空档，略记一下回国一周的些许感受。 一、网络管制 很抱歉一上来就要谈这个不太方便的话题，但这确实是海归后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去年在国内用的工具（一个软件和一个VPN服务）都不能用了。因为需要去Facebook上传几张因临行前仓促而未能上传的照片，所以必须立即解决这个问题。问了一个tech-savvy的同学，很快便搞定了，而且惊喜地发现VPN的价格比去年跌了一半，月租只要十元。（当然也可能去年就有这样价廉物美的服务，只是我没有找到。） 我想用比较轻松的口气来写这篇文章，但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比较郑重。其实去年五月底、六月初那次回国我就已经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中国的网络管制不仅严重地侵害了信息的自由流通，而且导致一个专业人士无法正常地工作。在墙内工作的感受可以用“处处碰壁”来形容：处处是无法打开的链接，而且这些链接和政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A lot of WTF moments。网络环境比起一年前的夏天又有了新的、更大幅度的倒退：不仅WordPress这种个人表达的平台完全被封（基于WordPress建设的独立网站还可以上，比如我这个博客），IMDB和Amazon居然也被封了，匪夷所思、更令人沮丧。 这样的管制与清朝以及我朝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愚民政策何异？！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生，我向来比其他专业领域的批评者们看到更多、因此也更愿意承认中G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但在网络管制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向来是毫不含糊的。它不仅给像我这样的个体带来很大不便和损失（情感上的和经济上的），更是对这个民族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对这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极大戕害。当今世界，信息和创造力是第一生产力。美国和西方虽然近年来经济表现疲软，但其活力的根源依然健在，在建设信息社会方面，更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决不可小觑。中国要在未来保持健康、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在世界舞台上实现更高的腾跃，端赖每一个国民个体思想的解放和创造力的释放，端赖每一个国民个体实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更饱满的个人发展。当下的网络管制恰恰阻塞了解放和释放的通道、阻碍了自由和发展的过程。 二、旅行与常住、艳遇与结婚 抛开网络管制的阴霾不谈，出国六年间的数次回国，每次都会对国内的新发展和新事物倍感振奋，每次都感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不少领域甚至已经超越了美国。但这次回来，看到的情况却很不同，也正应了那句老话，叫做“境由心生”。和朋友的通信中我写道：“也许这就是旅行和常住、艳遇和结婚的区别吧……前者放大优点和亮点，后者放大缺点和斑点。” 海归后的一周内，我常感到体内美国的那一部分（毕竟，人生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读过）在随机性地自我增强（self-intensifying, in a random way），特别是看到国内和美国特别不一样的那些方面时。常常一觉醒来，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节奏仿佛又回到了美国。 简单地说，我这次回国更多看到中国在诸多方面与美国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更多看到生活在社会角落里的那些人们。海归后的第一个早晨，我走在浦东陆家嘴的街上，看着那些普遍缺乏创意和审美观的建筑、卫生条件欠佳的早点铺，心中不由自主涌起的念头竟是“Am I really stuck here this time?…”出现这样的心理反应是我始料未及的。多少次，当朋友或刚刚认识的人问我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心甘情愿地回国，我总是回答：大学毕业那年的散伙饭上，我就说过五年后会回到国内——and I’m already one year overdue。可能也正因为回归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所以在行前没有对自己进行心理调适，出现落差也在所难免——毕竟，差距是真实存在的。 在国外，对国内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底层人民的疾苦主要是通过网络了解，对网上的群情激愤、常常流于谩骂的控诉，我通常都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回国后，哪怕只是在街上随便走一走，也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何其悲惨。在上海的两三天里，我自己独自吃了四顿饭，三次在陆家嘴的小餐馆（商城路、东昌路；我住在一个均价4～6万的小区，隔一条街也有好些普通的居民区；这些餐馆是离我的住处最近的），一次在中兴路的客运总站旁边。刚看到价目表时还很高兴，感觉物价并没有如何涨，似乎二十元以内就可以吃得很好。吃完后却大失所望：虽然价格看起来没有涨，但是偷工减料却很明显，量根本不足，口味也很一般，就餐环境看起来也不卫生。我怀疑在附近要吃到一顿和纽约Elmhurst（我住的区）质量相当的中餐，大约也要5美元（约32元人民币），换句话说，在餐饮这个经济领域内纽约和上海已经大致实现了购买力平价。 更让人担心的是，餐馆里的服务员不但面黄肌瘦、疑似发育不良，精神状态也很差，有两个看起来简直不是木讷，而是近乎痴呆了。这些场景让我想起陈冠中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中某些预言式的描写。根据我的观察，这些餐馆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主要顾客应该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换句话说，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工薪阶层及以下的人们很可能处于一种忍饥挨饿的状态。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我在一家档次较好的餐厅和一桌有头有脸的人们共进晚餐时，席间讨论的多是几百万、上千万一套的房子。 这些小餐馆里的小服务员，他们的利益由谁来维护？谁来替他们说话？住着几百万的房子、开着好车的人们，以及那些向往着住上几百万的房子、开上好车的人们（比如区区在下），大体是不会有时间来替这些人伸张权利的。我知道在美国，这些人哪怕再无力、再没有受过教育，手中至少还有一票。政客们会希望得到她手中的那一票，这种影响力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量化和计算的。我们的号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真的会动一动小拇指为这些草民做点事情吗？我总觉得有些虚无缥缈。 … Continue reading →

Last moment in Manhattan. I sat alone in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Bryant Park in brisk autumn air, reflecting one more time on my three years in this city, and six years in this country. At long last, I told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