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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于2007年9月15日发在刘瑜的博客上，应该是她即将离开哈佛去剑桥或者刚到剑桥的时候。 作者简介：刘瑜 女 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现任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南方周末》2008年度年度专栏作者。 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5、60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5、60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你终于抢劫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开始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 “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号，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象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喊“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 我说：what? 他重复：nice shoes. 我又说：what? 他又重复：cute shoes.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 Continue reading →